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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學傢胡承志離世 系北京人頭蓋骨最後目擊者

原標題：北京人頭蓋骨最後目擊者、101歲古生物學傢胡承志離世

著名古生物學傢胡承志於昨日仙逝，享年101歲。

著名古生物學傢、古人類學傢胡承志

學人小傳

胡承志，1917年生於山東。1936年，獨立制作瞭一批“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石膏模型。1939年，模型在丹麥哥本哈根世界人類學大會上展示，受到科學傢的廣泛贊譽並被多國博物館收藏。1949年以後開始向古生物學研究轉型。1957年，在貴州發現一種脊椎骨骼化石，經鑒定，這是一種比陸生的恐龍更為古老的水生爬行動物，在中國乃至亞洲屬首次發現。楊鐘健以發現者胡承志和發現地貴州命名為“胡氏貴州龍”。此後，大量的海生爬行類化石在西南地區陸續被發現，構成瞭一個年代長且門類齊全的海生脊椎動物群——貴州龍動物群。

1965年，胡承志根據他人采集的兩顆猿人牙齒化石，查閱大量中外文獻，縝密對比，鑒定並命名為“元謀人”。1973年，在《地質學報》發表《雲南元謀發現的猿人牙齒化石》論文。胡承志的標本鑒定與研究為中國大地上很早就有人類活動提供瞭佐證。“元謀人”被編入中國歷史教科書。1982年2月，國務院公佈元謀人遺址為第二批國傢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64年至1968年，地質部門先後4次發掘，采出化石30噸。經過胡承志等人4年細致的化石清理和修補復原，修整出一具長約15米，高近8米的恐龍骨架。胡承志將它定名為“巨型山東龍”，是世界上已知鴨嘴龍類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鳥臀類恐龍。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龍化石”為題的巨型山東龍研究項目獲1978年科學大會自然科學獎。2001年胡承志作為第一著者的《巨型山東龍》一書出版。

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模型（中國地聯毅家電生活館｜台中電器批發｜台中電器批發商質博物館藏）

學徒

1936年，一位年輕人制作的一批周口店“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模型，漂洋過海，以其精湛的技術贏得瞭西方古人類學傢的稱贊。抗戰期間，“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丟失，模型成為絕版。如今，80多年過去瞭，當年那位年輕人已百歲高齡，因為他的健在，我國近現代地質學界的那些往事，沿承清晰有序。老人成為連接過去與當今的一根絲，人們接觸他，就能感知一個時代微細綿長的脈搏。

他就是胡承志先生。從制作模型的學徒到成就斐然的古生物學傢，胡承志漫長的科學生涯可謂起伏跌宕，歷經抗日戰爭以前的平穩發展，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的倉皇，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地質機構的調整重組以及改革開放以後的蓬勃發展。他是中國地質事業和自然科學博物館事業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我國第一個近代科學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在北京市西城區兵馬司胡同9號（現15號）。20世紀30年代行走於此的人，胡承志是唯一健在的一位。

胡先生生於1917年，13歲時父親去世，因傢貧而輟學。1931年3月，經鄰居介紹，14歲的他到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科實驗室，給加拿大學者、解剖科主任步達生（DavidsonBlack）當雜工。那時，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合作成立瞭新生代研究室，主要開掘周口店猿人化石，做新生代地質、古人類和史前考古研究。

胡承志到協和醫學院之時，正值裴文中發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後不久。“北京人”的出現為達爾文從猿到人理論提供瞭直接證據，確立瞭直立人階段在人類發展中的地位。因此，新生代研究室乃至地質調查所的工作正處於興盛階段。胡承志很快被調到這個室，即現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地點在協和醫學院婁公樓。

最初，胡承志隻是一個書童，為學者們去兵馬司9號的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借書。步達生不會講漢語，胡承志苦學英語，數月後即可會話。觀察到胡承志手腦兼敏，靈巧聰慧，步達生挑選他學習修理“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胡承志由此成為一名小學徒。

1934年，步達生去世，德國學者魏敦瑞（FrnazWeidenreich）從美國來北平，接替步達生主持研究，聘請蔣漢澄到新生代研究室制作石膏模型，胡承志跟隨學習。據胡承志回憶，“每天工作恒在十五、六個小時左右”。由此，他與一批地質名傢、與“北京人”化石結下不解之緣。

距裴文中發現第一個“北京人”頭骨化石七年之後的1936年，賈蘭坡在11天裡陸續發現三個“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據黃汲清先生回憶，那時“‘新生代’研究熱潮乃達於頂點。自此以後猿人頭骨續有發現，並發見猿人石器和與猿人同時的各種哺乳動物群。由是‘周口店’三字和‘北京人’一名詞乃傳遍世界各學術雜志和報紙”。

1936年，19歲的胡承志獨立制作瞭一批“北京人”頭骨模型，其中兼有裴、賈二人所發現的化石。他在模型的內壁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完成日期。模型仿照原來色澤，除重量不同外，與原標本幾無二致。如今，這批模型貯存於南京地質博物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中國地質博物館。

胡承志的這批模型同樣被西方博物館珍藏。他在自傳中寫道：“一九三九年魏敦瑞攜帶我所制成的北京人模型至丹麥哥本哈根開世界人類學會。所有到會的各研究傢、學者們都說，從未見過做的這麼好的模型。”該模型“博得世界各國博物院及各人類學傢的珍視並被譽為極優良作品”。

國外的一些博物館，如巴黎人類學博物館保存的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頭蓋骨模型，極可能是1939年魏敦瑞帶往歐洲的。這位獲得極高贊譽的制作者，當年隻有22歲。

1937年“七七”事變後，為保護公產，兵馬司9號換上瞭“北平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插上瞭美國國旗。法國古生物學傢德日進和裴文中等人上午在西城兵馬司9號上班；下午到東城協和醫學院上班，兩頭支應。

1941年，時局緊張，美國組織撤離華北僑民。同年4月8日，魏敦瑞在回美之前，為他的助手胡承志出具瞭一紙證明——

“此信的持有者胡承志先生自1933年11月就業於新生代研究室，從實習技師到技師。

後幾年，胡先生是我個人的技術助理。他制作瞭周口店北京人的所有模型，從中不僅可以看出他優秀的技術，也反映瞭他聰明的理解力和對所處理問題的重視。”

70多年過後，我們看到這件魏敦瑞親筆簽名的函件，仍能清楚地感受到這位外國專傢對胡承志的贊賞和面臨戰爭的無奈。

據胡承志回憶，魏敦瑞臨行前交代他說，現在是非常時期，標本留存淪陷區不安全。待他和時任經濟部部長翁文灝商定以後，“北京人”標本將運出淪陷區。

魏敦瑞囑咐胡承志，“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要裝箱待運。1941年10月初，胡承志精心把化石裝進兩個木箱，並送到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的辦公室。胡承志把裝箱單交給瞭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而經他裝箱的“北京人”化石從此以後竟蹤跡全無，成為科學界的一樁懸案。胡承志是最後一位見過那些珍貴化石的中國人。

1942年初，協和醫學院及兵馬司9號等房產均被日本人占據。胡承志回憶：“我們全體在占領七個星期後失業。”

1946年，人們從協和醫院的庫房裡清理出“北京人”遺址和其他地點出土的標本石膏模型及范模。1996年，劉東生院士在紀念地質調查所80周年時寫到這件事，他說，化石雖然丟失瞭，“但幸運的是，每一件標本，我們都有十分準確的模型保存下來，使後人得以一瞻‘北京人’的風采，並且可以進行比較研究。從這種意義上來講，這和原標本是一樣的。是誰作瞭這些模型工作呢？它的作者就是胡承志先生。”

學歷

胡承志與賈蘭坡二位先生均來自於20世紀30年代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起點也都緊系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盡管兩人的學術道路各不相同，但都有相似的經歷和品格：傢貧，輟學，就職於科學機構；聰穎，能吃苦、善鉆研。50多年後，二人分別成為研究員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46年，胡承志在南京珠江路修理中國發現的第一架完整的恐龍骨架——雲南許氏祿豐龍，這讓劉東生驚嘆不已：“當我看到胡承志先生把一個大石頭塊似的頭骨，完好地拆成玲瓏的頭顱，下顎裡面連微細血管的孔都顯露出來瞭時，不禁嘆為觀止瞭。”

然而，在當時的科研機構，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多從事輔助性、技能型工作。地質調查所實行國民政府頒佈的公務員銓敘制度，級別和薪金基本由學歷決定。這項制度讓胡承志、賈蘭坡這些優秀人才十分惱火。

地質調查所所長李春昱曾為特殊人員的定級問題到國民政府銓敘部交涉多次，但“他們食古不化，多與阻撓”。1946年9月，賈蘭坡重歸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他後來回憶：“來所之後，最使我不平的一件事，就是當局對一般沒有學位的人太輕視瞭，反而不如（‘七七’）事變之前。從前所方當局有權升級定薪，現在不行瞭。每個人都要銓敘。假如你沒有大學的文憑去送銓，就是吃虧的。我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人物……對於這種無理的辦法，如千斤大石壓在我頭上。”

賈蘭坡雖然鬱悶，他還有高中學歷，被定為技佐。而胡承志的學歷更低，反應也更為激烈。

1947年春，楊鐘健和胡承志回到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室裡讓胡承志教大學生楊鶴汀做石膏模型。楊鶴汀很快被定為北平分所技佐，而胡承志卻被銓敘擋在門外。當年10月，胡承志提出辭職。北平分所高平所長對胡承志的決定惋惜又同情，卻無可奈何。

當時，豐盛胡同3號地質陳列館要制作展出祿豐龍模型，經協商，胡承志在離所之後，用一年時間兼職做完模型。高平在給李春昱的信中嘆道：“看聯毅家電生活館｜台中南屯家電行｜台中南屯家電行推薦到最近離開地調所的幾位老同事精神上的苦悶，我好有一比，一隻養在籠中的鴿，望著天空，不時想飛出去，但一旦放瞭出去，這隻鴿子已飛不動，徘徊在籠周圍不肯遠去，又不肯再飛進籠中，籠門常關著。就是這個慘景。”高平的這段話未必是因胡承志而起，但他本人肯定對地質標本模型的制作猶有不舍，這畢竟是他傾註青春和心血的專長。

離開新生代研究室的日子，胡承志到美國駐北平的一個新聞機構當英文打字員。聰穎好學的他把這份工作當成英文學習。跟隨外國專傢多年的胡承志開始瞭從熟練的口語向嚴謹的英文書面語的進軍，這為他日後向國際學術會議提交研究論文奠定瞭很好的基礎，竟成瞭一段塞翁失馬的人生際遇。

學者

胡承志在20世紀50年代初歸隊地質系統，進入地質部地質陳列館。這個館即原地質調查所地質礦產陳列館，成立於1916年，1986年建館70周年時更名為中國地質博物館。在這裡，胡承志完成瞭從技能型到學術型的人才轉換，獲得瞭豐碩成果——

1.胡台中南屯家電行氏貴州龍

1957年，胡承志去西南野外調查途經貴州興義時，在老鄉傢中見到一種當地非常多見而他卻從未見過的脊椎動物骨骼化石。回京後，他把采集的化石送交老領導、時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的楊鐘健先生。經楊先生鑒定，這是一種比陸生的恐龍更為古老的水生爬行動物，在中國乃至亞洲屬首次發現。楊鐘健以發現者胡承志和發現地貴州命名為“胡氏貴州龍”。

這種化石何以多年來未被人看中，一直要等到胡承志的到來才拂去遠古風塵而顯現其科學價值呢？細究起來，胡承志至少占有三項優勢：一是多年跟隨著名科學傢耳濡目染，二是在地質博物館這一寶庫的見識熏陶，三是他精細過人，處處留心。此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大量的海生爬行類化石在西南地區陸續被發現，它們構成瞭一個年代長且門類齊全的海生脊椎動物群——貴州龍動物群。

2.元謀人

1965年，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的錢方、浦慶餘等人到雲南元謀采集古生物化石，在一處山坡上挖出兩顆牙齒化石。帶回北京後，副院長黃汲清主張送到中科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請裴文中鑒定。所裡的意見是先由地質部內部解決，再論其他。浦慶餘將兩顆牙齒化石交給瞭地質博物館的胡承志。他查閱大量中外文獻，縝密對比，經研究鑒定，兩顆牙齒化石的主人被命名為“元謀人”。

然而，這一學術成果的面世卻頗費周折。1971年，我國在聯合國恢復瞭合法席位，準備出席次年在加拿大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質大會，胡承志也以“元謀人”的研究成果提交論文。但由於臺灣問題，我國方面拒絕參加大會，以示抗議。1973年，中國地質學會編輯委員會的工作走上正軌，復刊後的《地質學報》這才刊登瞭胡承志《雲南元謀發現的猿人牙齒化石》論文。1976年，根據古地磁學方法測定，元謀人的生活年代約為170萬年前，是中國乃至亞洲發現的最早人類化石之一。元謀人的發現對進一步研究古人類和中國西南地區第四紀地質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中國地質博物館館藏浩瀚，珍貴標本林林總總，各不相同，其中就包括那兩顆牙齒化石。胡承志的研究表明，它們屬於上中門齒。元謀人已經能夠用捶擊法打制和修理石器，所處的時代屬於舊石器時代。標本的鑒定與研究為中國大地上很早就有人類活動提供瞭佐證。“元謀人”被編入中國歷史教科書。1982年2月，國務院公佈元謀人遺址為第二批國傢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巨型山東龍

1996年中國地質博物館建館80周年之際，時年79歲的胡承志撰文介紹瞭巨型山東龍的發現、研究經過和重大科學反響。

1964年8月，地質部石油局綜合研究隊在山東諸城發現瞭一個大型鴨嘴龍脛骨。地質博物館與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聞訊而來，在同年10月至1968年6月先後4次發掘，采出化石30噸。經過4年細致的化石清理和修補復原，1972年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具長約15米，高近8米的恐龍骨架。胡承志說，這是世界上已知鴨嘴龍類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鳥臀類恐龍。經研究鑒定，他將其定名為“巨型山東龍”。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際，作為展示中國科學界的一項重大成果，新華社刊發瞭以《山東發現巨大恐龍化石》為題的新聞報道。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龍化石》為題的巨型山東龍研究項目，獲1978年科學大會自然科學獎。這套化石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的鎮館之寶。1988年，“巨型山東龍”化石骨架赴日本岐阜縣展出，聲名遠揚。兩年後，該地矗立起與原物等大的青銅藝術雕塑，以作為永久性紀念。從20世紀70年代起，胡承志發表關於此項研究的多篇論文，直至2001年，他和其他學者合著的《巨型山東龍》一書出版。

1980年，第26屆國際地質大會在法國巴黎召開，同時紀念國際地質大會成立100周年。胡承志提交的論文被會議錄取，跟隨黃汲清等地質學傢參加大會。像他這樣的出身能在國際地質學界最高級科學會議上亮相，堪稱鳳毛麟角。

北京人頭蓋骨下落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胡承志的名字，總是與“北京人頭蓋骨之謎”連在一起的——他是“北京人”頭蓋骨第一代研究者和復制品的復制者；他是最後一個見過“北京人”頭蓋骨的中國人。

2014年7月19日，中國地質博物館“百年地博講壇”第一講現場，胡承志曾打開塵封心底50多個春秋的記憶，為我們講述“北京人”頭蓋骨的故事。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地質學開始瞭艱難的成長歷程。1929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成立瞭新生代研究室，並聘請瑞典人安特生為顧問。安特生與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步達生制定瞭東亞科學考察計劃，以采集和研究亞洲的人類化石為主。在這個計劃中，安特生采集的人的骨頭標本，都拿來給步達生做研究。由於資金不足，這個計劃沒能按照原定的設想進行，但是他們的工作卻由中國人裴文中堅持瞭下來。1929年，裴文中第一個在周口店發現瞭“北京人”頭蓋骨，震驚世界！

1931年，年僅14歲的胡承志到新生代研究室做學徒工。他先是給步達生做雜務：借書、送信、領東西。由於他聰明勤快，受到大傢的喜愛，不久被確定為練習生，開始輔助實驗和整理科技資料、物品。1934年，步達生心臟病猝發病逝在辦公室。之後，德國人魏敦瑞接替瞭他的工作，胡承志被安排參與科研並制作古生物模型。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鑒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野心已經暴露，科學傢們擔心珍貴化石的安全，加強瞭防護措施——包裹裝箱。“先後共包裝過兩次：第一次是事變之前，將頭蓋骨等珍貴化石裝成兩箱，以便緊急時迅速轉移；1937年8月，日本人已經進城，那時協和醫學院還能正常運轉，為瞭繼續研究工作，又把箱子打開，取出頭蓋骨等存放在保險櫃中。”老人講道。

第二次包裹裝箱是在1941年。為確保“北京人”頭蓋骨的安全，裴文中和胡承志一邊辦理向美國轉移的手續，一邊準備將包裝好的三個頭蓋骨寄出。老人回憶說：“就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前三個多月，忽然有一天我收到通知，要我把裝箱的頭蓋骨送到協和醫學院總務長辦公室。我後來才知道，送去以後頭蓋骨在協和醫學院保險櫃裡隻待瞭一夜，第二天又被送走瞭，從此不知所蹤。”

“頭蓋骨原本計劃由北京市公使館接收，美國海軍陸戰隊撤退的時候帶走。但是，等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的1942年，日本天皇下命令給日本華北駐屯軍幫著找‘北京人’頭蓋骨時，也發現保險櫃裡是空的。”

至此，“北京人”頭蓋骨下落不明，留下一段至今未解的歷史之謎。

來源：北京科技報客戶端“科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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